夫我无之求诸人，我有之而诽诸人，人之所不能受也。
这种体用论是指一个事物自身的体和用，仁有体有用，义也有体有用。‘利物足以和义者，使物物各得其利，则义无不和。
朱子也会把断和割联系一起使用论义： 问：义者仁之质？曰：义有裁制割断意，是把定处，便发出许多仁来。又曰：仁为四端之首，而智则能成始而成终。犹元为四德之长，然元不生于元而生于贞。先生曰：仁，只是流出来底便是仁。(94) 照这个讲法，仁义属刚属柔，并非一定之说，要看论说的角度。
以义之用为刚，也应是汉儒的说法。仗正道曰义，义师、义战是也。(36)程颢、程颐撰，朱熹编，潘富恩导读：《二程遗书》卷二一下，第328-329页。
另一种说法是，体用是指两个事物之间的体和用关系。若将别个做主，便都对副不著了。义者，心之制、事之宜也。按：古时的声训是用音近或音同的词去说明被解释词的字义或来源。
朱子认为，义者宜也，是说见得这事合当如此。此五者是人性之恒，不可暂舍，故谓五常也。
按北宋儒学已有此种解释的例子。作长为生，敛藏为杀，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。朱子认为，能不能有断制，与人的性格性情有关，而性格来自气禀。(95) 照这个说法，仁义都是柔软的，都是属阳的一截，在这个讲法中，就不能说义是属刚的。
先生曰：以其事物之宜之谓义，义之有节文之谓礼。朱子的以宜训义，与先秦即汉唐注疏的以宜训义有何不同呢？我以为这个不同就在于，《论语注疏》对义的训释皆是以事言，朱子则是以心言与以事言加以结合，他以宜为以事言，而明确以裁制等为以心言。所谓××底道理，就是××的理，在心性论上，就是指作为未发的本性的理。(74)黎靖德撰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八，第1708页。
这些都显示了汉儒之学对宋儒的影响。这就指出，义的解释不能只顺着先秦汉唐以宜解义的主流，只从事上去讲，必须还要从心上去讲。
周子曰：‘爱曰仁，宜曰义。(103) 林子武问：龟山《语录》曰：‘《西铭》理一而分殊。
(82)黎靖德撰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六，第120页。而汉代以来，对义的道德要义的把握，其要点在坚守对道德原则的承诺，明辨是非善恶，果断裁非去恶，其根源是对先秦以正释义作了转进。体，犹所谓‘公而以人体之之‘体。有以裁非断割，令得其宜，故云而有以为。(105)黎靖德撰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一三，第2739-2740页。嘉会，众美之会，犹言齐好也。
《论语义疏》卷七皇侃疏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云： 君上若裁断得宜，则民下皆服。声训起源很早，如《易传》说乾，健也。
应物有这个道理，便是性。(16) 这是皇侃《疏》对马融三纲五常的解释，其以严断之德为义，承继了《白虎通》。
如论太极动静，就是属于就天德流行之统体而言的。朱子在此意义上说仁是用，义是体。
不过就论义而言，朱子更关注的似乎是义在由德性展开为德行过程中，义心的特点，即义在心上的特点。(13) 又如北宋孙奭《孟子注疏·题辞解》正义曰： 《释名》曰：仁，忍也，好生恶杀，善恶含忍也。(108)黎靖德撰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九四，第2383页。若天下之动，贞夫一者也，则贞又包四者。
义是裁制断割的理，仁是温和慈爱的理，仁之发是温和慈爱，义之发是裁制断割。贞固以贞为骨子，则坚定不可移易。
‘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说。这样看来，自阴阳上看，是把事物分为阴阳。
(61) 现在来看《朱子语类》： 如慈爱底人少断制，断制之人多残忍。东汉开始的对义字的这两点解释，对朱子影响甚大。
仁智交际之间，乃万化之机轴。久之，又曰：‘仁字如人酿酒：酒方微发时，带些温气，便是仁。从对事的态度来看，前引邢疏于事合宜为义，强调了事的需要，但与《释名》的说法仍有不同。《竹帛〈五行〉与简帛研究》，第115页。
在这个意义上《说文解字》的威仪是指出义的字源意义，而非通用意义①。故性之所以为体，只是仁义礼智信五字，天下道理，不出于此。
这应该是在经典解释中对义字义理的延伸的诠释。这在先秦儒家已多有其例，如我以前指出过的⑨，《礼记·乐记》已经说过仁以爱之，义以正之，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也说礼以治之，义以正之，《荀子·赋》则说过行义以正。
(39)朱熹：《孟子集注》卷七《离娄章句上》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，第263页。(72) 义是其间物来能应，事至能断者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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